【铭记历史?缅怀先烈·抗战中的文艺力量】

　　作者：吴海勇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）

　　编者按

　　是火炬，是号角。是战鼓，是投枪。是墨汁在粗纸上洇开的血迹，是刻刀在木石上凿出的火光，是歌者将音符磨成锋刃，是一个民族攥紧骨节的炸响。

　　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，文艺发挥了枪炮之外的“另一种武器”的力量。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，飘雪的乡愁里埋下抗争火种；《流民图》中，逃难者的瞳孔迸出“还我河山”的悲怆；“假如我们不去打仗”，诗句雷霆般的设问中是催人行动的警示；“风在吼，马在叫”，黄河的咆哮中铸就民族不屈的脊梁！

　　那些就着枪炮和炸弹的火光写就、绘成、演出的作品，激发民众斗志，坚定必胜信念，构筑起比钢铁更坚韧的精神长城，并刻进了我们民族的基因。

　　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光明日报推出《抗战中的文艺力量》专栏，重温那些激荡人心的作品，再现作品诞生和传播背后的故事。那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色！那一声声不屈的号角，将永远激励我们勇毅前行！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最早的手稿。资料图片

　　90年前的一天，上海的一个年轻人被房东从出租屋赶了出来，因为他没白没黑地搞音乐，经常被邻居投诉。于是，他借住到了上海电通公司制片主任司徒慧敏家中。这个年轻人，名叫聂耳。在这里，他更加无所顾忌，经常边挥手打拍子边唱词，第一句唱的总是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。时间长了，连司徒慧敏的老母亲“长婆”都听懂了，感慨地说：“是啊！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啊！”以后，她就叫聂耳为“起来”。

　　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”今天，作为国歌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最神圣的旋律。1935年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田汉和聂耳两位伟大的艺术家，以笔为刀，以曲为号，完成了这首永恒的经典。

　　这一天，负责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写作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田汉一边吸着烟，一边思考着。突然，伟词壮句涌上心头，近旁却无片纸，他顺手拆开一个香烟盒，就在锡包衬纸的背面奋笔疾书。

　　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

　　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。

　　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，

　　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

　　我们万众一心，

　　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！

　　写完歌词不久，田汉在这年元宵节后第二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身陷囹圄。接续创作电影剧本的夏衍来找上海电通公司的编导孙师毅，正好遇到聂耳。聂耳开口就问：“听说《风云儿女》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？”他拿到剧本立马翻到最后一页，找到了那首歌词。聂耳念了两遍，强烈要求：“作曲交给我，我干。”没等夏衍开口，聂耳就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干！交给我。”接着，聂耳还加了一句：“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。”聂耳是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

青年田汉?资料图片

　　聂耳为歌词抒发的救亡情志而激动，创作灵感犹如潮水汹涌，初稿几乎是一气呵成，两夜工夫就写好了。为了尽善尽美，他在上海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1258号三楼的小亭子间，一遍又一遍地以各种曲调演唱。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，一会儿弹乐器，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，日以继夜。结果，遭到房东白俄老太太的驱逐。于是，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述的一幕。

　　为了让音乐旋律更为流畅，聂耳找孙师毅商议，将歌词最后一句“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”改成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。在后续的修改中，聂耳又将“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之“中国民族”改为“中华民族”，使田汉笔下偏指海外华侨的“中华民族”与专指中国境内的“中国民族”合二为一。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，中华民族遐迩一体、海内外命运同担。一字之改，意义升华。

　　清晨，聂耳乘坐电车前往电通公司，车上巧遇电通美工师张云乔。聂耳向他哼唱了谱曲完成的主题歌，张云乔立即把他带到影片导演许幸之家。那天，许幸之在通宵拍片后刚入梦乡，被聂耳重重的叩门声惊起。

　　听了聂耳的试唱，许幸之为面前这位年轻人的音乐才华所折服。他提出了自谦为“门外汉”的批评，觉得起句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低沉了一些，而结句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还不够坚强有力，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。一番思索后，聂耳当场修改，将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”复唱一遍，改为：“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”聂耳将原歌词结尾改为三个“前进”的重叠短语，进一步凸显冒着敌人炮火冲锋的勇毅；把最后一个“前进”简缩为一个“进”字，顿显节奏铿锵、煞尾有力，更增一往无前、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。

　　经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，《风云儿女》公映，以及歌谱公布、电台播放等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迅速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，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。

1934年，22岁的聂耳在《扬子江风暴》中饰演打砖工人老王。资料图片

　　1935年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，全国各地的学生、工人等在集会上、游行中都演唱了此曲。1937年，淞沪会战爆发后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“八百壮士”鼓舞士气的战歌。1938年，在台儿庄大捷中，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目睹中国官兵端起步枪、挥舞大刀，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壮烈情景。“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，使举国奋起，众志成城。从前线到大城市，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，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，都会唱。”在《人民之战》一书中，爱泼斯坦如此写道。

　　在缅甸，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他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军歌，士兵们在训练和作战中高唱此曲以凝聚士气。

　　音乐教育家、画家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说：“我从浙江经过江西、湖南，来到汉口，在沿途各地逗留时，抗战歌曲不绝于耳，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‘起来！起来！’‘前进！前进！’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。都市里自不必说，长沙的湖南婆婆、汉口的湖北车夫，都能唱‘中国（中华民族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’。”

　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还突破国界，二战期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。“法老如犹在，惊醒问谁歌”，在埃及金字塔下，教育家陶行知听到欢迎他的留学生唱起这首歌，写下这样的诗句。在美国街头，建筑学家梁思成听到小男孩吹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口哨。许多同盟国的广播电台频繁播放该曲。马来西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甚至将其改编为游击队战歌。

　　在赴美求学的中国青年刘良模那里，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·罗伯逊听到了这首歌，并于1941年录制了《起来》等中国歌曲的唱片。宋庆龄在唱片封套上题词：“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……”

　　1945年，联合国成立时，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。

　　1949年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一致通过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代国歌。10月1日，在开国大典上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天安门广场响起。

　　1982年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后写入宪法。

　　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90年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像催征的战鼓，似冲锋的号角，必将继续激励亿万华夏儿女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起来、奋勇前进！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-08-14?01版）